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

可以说，这两类共识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共同为社会秩序的形成提供基础和保障。在人类婚姻制度尚未建立之前，人的这一本能不易引发大的秩序问题。

他指出，禁忌良知也许是产生良知的最早现象和形式(34)。在实证主义法学看来，法律就是主权者发布的命令。例如，家慈陈美香女士，大年初一从不打扫卫生(她说如果那样，会把家里的财气扫走)。(44)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第4页。⑤的确，作为人类最早出现的行为约束体系，禁忌不仅在人类的幼年时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

标准性共识的功能在于确立行为规范，从而为秩序的形成提供前提条件。(47)参见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第152页。此外，相对于法律的规定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强调一视同仁、无差别对待，政策通常以抽象的原则、方针、路线为表现形式，赋予政策执行者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地制宜采取措施解决现实问题的权力。

良法不仅是立法技术良好的法律，而且是遵循客观规律、反映社会良善价值的法律，是能够充分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多元诉求的法律，还是获得社会广泛认同而实现良好的法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客观上要求将政治与法治有效调和，扬其长而避其短，既不能用政治废法治，也不能以法治废政治。(30)真正的法治是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⑤参见前引②，葛洪义文。

在法治一般原理上，程序的治理也是规则之治和制度之治的共同部分，程序思维和程序方法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本质要求。忽略法治对政治的约束，政治的引领可能变异为人治。

(37)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34)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所谓公正既包含形式公平也包含实质公平。不仅如此，改革通常是以改变现行政策、发布新的政策来推动的，必然触动既有利益格局，引发利益冲突。(78)参见前引⑥，张文显文。

当这些实质性依据用规范性文字表述为立法时，其包含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就已经渗入该规则的机理中，并具有了形式特征，也因此成了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的形式性依据。(49)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是程序平等。自治多体现为全体成员在社区搭建的民主议事平台中平等协商、对话沟通，就全体成员关注的问题求同存异，以对话达成的共识制定章程或公约，并自觉遵守。(77)通过自治实现法治与德治有机融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新型治理格局，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充满活力的法治中国目标。

再次，法治建设要实现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37)前引(14)，习近平文。法治建设一方面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33)把道德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法律是一种规范性存在，是社会普遍的行为标准，是包括执政党在内都要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因此，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差异，首先反映在政策和法律之间的差别。法律要体现政策精神，政法工作要服务中心工作，法治建设的任务是维持社会稳定、保障政治安全、维护既定社会制度。(20) 其次，法治建设必须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论述到：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

为保障立法的有效实施，立法机构还要在法律实施一段时间后及时进行跟踪评估，梳理改革新进展和新问题，发现立法上存在的漏洞、瑕疵，为解释法律、修改法律、落实法律提供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

习近平指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其次，不同意见是有理由支撑的。

(25)其中，自上而下的推动力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则来自人民群众的参与，二者的双向互动确保了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让处于法治后发赛道的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法律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虽然是相互依存的，但二者天然有一种张力，形式正义所强调的依法裁判原则，要求严格遵循法律，只有满足明文规定的法律要件才能产生法律效果，与个案中各方主体对实质正义的不同价值诉求之间并非永远契合。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后，立法技术需要进一步提高。(70)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必然用其执政理念、政治理论、施政纲领、政策举措影响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运行。这是一种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兼有的法治理想形态，是制度之治的最高形态。

关 键 词：党的领导  形式法治  实质法治  程序法治  程序思维  Party's leadership  formal rule of law  substantive rule of law  procedures rule of law  procedural thinking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都离不开政治的影响。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24)前引(14)，习近平文。(65)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决策要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⑧现代社会公共理性和社会整体利益是法律与政治在逻辑与事实上的联结点。他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指出党与法的关系不能转换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54)前引(40)，吴英姿文。法治建设的难题就在于如何理顺其中的关系，消除紧张、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当然，法律论证不可能在现行法建立的封闭领域中自足地进行，必须时常吸纳来自法律之外的诸如伦理、道德、成本收益、实用性等等实质性的理由。

②与传统社会政治赤裸裸的权力关系不同，现代社会的政治是规则政治。(63)高质量立法的关键在于立法程序。

(17)参见周佑勇：《逻辑与进路：新发展理念如何引领法治中国建设》，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3期。④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民族国家被称为法治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说：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